當我獲得更一審改判無罪就將交保前數日，隔壁重刑舍有位叫張文富的，經他舍房主管帶來見我。
張文富在我獨居小室中再三拜託我幫他寫一份高院的答辯理由狀。
他說自牽連入案，老母幾乎蕩盡家盡聘請律師為他辯護，但仍無法改變被處無期徒刑的事實。
他聽聞我將獲釋，便趁僅餘的幾天求我相助，看能否得到轉圜的餘地。
我對撰寫訴訟狀其實是很陌生的，尤其是它必須引用一籮筐越看越昏頭的法條判例，洋洋灑灑立論成文後，法官不是毫無痛癢，就是不屑回應，
很令人為之喪氣的。就因當年時勢所逼，為圖自拔，自行摸索搞這種東西，完全是被逼上梁山的一種結果，卻沒想竟在群囚中闖出「口碑」，差點成了訟棍級的人物。
事情荒謬，莫此為甚也。
我認為構成冤獄，有三要件：
一、 誣辭構陷：
張三指控你偷了他的雞，其實你還沒偷。李四說他跟你一塊偷了張三的雞，其實你沒偷。不管你偷沒偷雞，只要有了原告的指控或被告的牽扯，都會讓你付出相當的代價。
二、 羅織成罪：
張三的雞有沒被偷在其次，重點是官家認定你有偷，並讓你去遷就那個偷雞的「假設」以成事實，羅織的前提是這張網必須由公權力織就，然後讓你無所逃於此網中。
三、 罪罰不當：
張三的雞你確實偷了。可法官卻判你盜了一條牛，偷雞變成了盜牛，你當然不服而喊冤；但這冤卻來自於你曾偷過一隻雞，你只是運氣差碰上了一個胡塗判官。
替人捉刀書狀我也不是來者不拒廣結善緣的。曾有位犯下七十五年間高雄市統元礦油行夫妻二人三命劫殺案，綽號大條的被告，
央求我代撰最高理由被我拒絕了，並很乾脆的告訴他，幹下這麼令人髮指的罪行是死定了，我不想白白浪費時間去做徒勞無益的事。
在我觀念很難容忍那種既要財又要色更要命的犯罪手段。我認為這已經逾越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分際，尤其是當你決定觸法之禁走偏鋒撈偏財時，
無論是巧取或豪奪，都該避免加諸暴力於所施的對象。身為一名擁有長串犯罪紀錄的我而言，是有資格寫出這一段話的。
後來，我發現大條的同案在犯案時才剛滿十八歲，他們又是在施打速賜康迷幻藥後才去幹下這樁殺人七十餘刀，連孕婦都不放過的慘案。
我便告訴大條你是沒命定了，但或許可幫同案爭取一點活命的機會。
因此，我在短短的最高理由狀中提出被告自承案前施打迷幻藥，是否在藥物的催化下才做出如此慘絕人寰、禽獸不如的犯行，
而原審並未就此進行調查自有審判上的疏失。
沒想到這官司竟然真的發回更審了，最高法院也這樣指摘原審對此有疏漏未及審酌之處。
這案發甫滿十八歲的共犯雖沒因施打速賜康「心神喪失」卻被法官以「天良未泯」，在作案時僅刺一刀而寬貸免死改判無期。
至於這種「苟全性命於嚴法」算不算罪罰不當，也就見仁見智了。
我問張文富，「你真的是冤枉的嗎？」
張文富堅定地說，「我跟你一樣是被冤枉的。」
直到今天 ，在追記這段經歷時，我猶記他飽噙淚水的眼睛跟渴盼相援的臉容，所謂「感同身受」，惟其如是。
所以，在坐冤獄的最後幾天，我幫他完成了一份高院答辯狀。
這殺人埋屍案發生在民國七十四年間，張文富和黃姓被告跟時業計程車司機的被害人都相識，張黃二人曾聯手幹過販售偽造駕照的勾當，
其中有部份的偽照就是經由被害人居中轉手，但後來三人因利益不合而拆夥。隔了段日子，這名司機便自人間蒸發憑空消失了。
司機的老婆不斷地向各政府機關陳情。並直指黃姓被告與其夫的失蹤有絕對關連。
黃姓被告也因此多次被有關單位約談，但皆因別無實據均被飭回。
又過了一陣子，被推落到山谷中卻不見人的計程車給發現了，黃姓被告便突然銷聲匿跡迴避調查，直到幾個月後才被警察查獲。
黃姓被告到案後供出他跟失蹤的司機因販賣偽藥結怨，便示意張文富伺機「教訓」這司機，給他吃點苦頭。
誰想張文富竟告訴他已將司機打死並掩埋在一塊棄耕的田地裡。「但我不知埋屍地點是在哪。」黃姓被告這樣說。
當警察得到這寶貴的供詞自然趕在第一時間就將張文富手到擒來，嚴刑伺候，逼問屍體的下落。
但張文富堅稱並未涉案自也無法交待作案過程，警察見他「三木」之下猶不肯吐實，便轉向黃姓被告下功夫，
這回黃姓被告又改了口說，「張文富案後曾帶我去過埋屍處，我可以帶你們去找找看。」
警察兵分兩路，一路押著黃姓被告去起屍，一路則努力對張文富搞「科學辦案」。
一行人來到埋屍現場，調來挖土機，忙到快下午甚麼也沒挖著。警察問黃姓被告怎麼回事？
「其實根本沒這回事，張文富殺人云云，全是我亂編的。」黃姓被告這回全盤否認二人有涉案了。
意外的是接近下午時分，眼看就要收工，打道回「局」時，埋了十一個月已化做一堆白骨的司機赫然給挖出了。
在這種情況下，黃姓被告再次攀咬住張文富，從此就沒放過口。
檢察官偵結起訴本案時，認張文富為行凶之人，黃姓被告則須擔負教唆殺人的罪責。
這二人，一方是大聲叫冤，絕無涉案；一方則強調再三，並沒殺人之意。
就這樣鬧鬧吵吵，誰也沒解套，歷審都分判二人無期徒刑，張文富找上我時，官司已入更一審程序了。
我在卷證資料中找出被害人失蹤當夜最後一名目擊者的證詞，此人也是同在車站排班載客的計程車司機，
「我見到有個人抱著一大捆削好的竹片跟被害人好像在議論包車費，之後被害人便開車載他走了。」證人對這名乘客的特徵並未作明確的描述。
我又找出埋屍地點與黃姓被告的地緣關係，這塊田地的持有人是他的親戚。所以若說張文富是超出黃姓被告的教唆「教訓」的範圍而殺人，
卻將屍體埋藏在該地未免太過巧合了──這幾乎可以說明黃姓被告的教唆教訓是迴護之詞，案前案後他人不在場是極難成立的。
雖然殺人跟埋屍是兩回事，但黃姓被告的自白明顯存在著矛盾，在未釐辨之時焉可視作不利於張文富的證據呢。
埋屍現場不遠處有一陂塘，圈養了一群水鴨，用來做圍籬的竹片正跟目擊證人所稱相似，因此，當夜那名乘客跟命案是有條件劃上等號。
張文富跟黃姓被告並非那名乘客，他們原就與司機認識，自無交涉車資必要，依情況證據顯示，該神秘乘客與命案是難脫干係的，
那麼涉案者就該三人以上，而非如起訴書所認係二人共犯，那這重要的關係人是誰呢？
我在警方的蒐證資料中看到黃姓被告有位弟弟，他在案發前是務農為業的，那塘中水鴨正是他所飼養。
當被害人失蹤後，他就做了遠洋漁船的船員，黃姓被告迴避調查，潛匿行蹤期間，這位老弟便在日本跳船不歸了。
這條線索始終擺在卷證資料中，我不明白為甚麼檢警會捨棄初時「合理的懷疑」而不再追究，卻寧可選擇性地採用黃姓被告的片面之辭。
在綜納各項證據後，我替張文富寫了份像推理不像答辯的狀子，並直接陳明在諸如此類的重要待證事項尚未查明前，遽然論處張文富殺人是非常不公平的。
然後，我獲釋離開了台南看守所；然後，隔了些日我在報紙上看到張文富改判無罪的新聞；然後，我不知道這件案子最後是怎樣收場的，因為檢察官依其慣例定然會上訴。
但，我對那幾位敢於不錯罰的法官打從心底佩服，畢竟像這種有共同被告死咬不放的情況，法官們還能作出無罪的判決，在台灣司法史上確屬少見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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